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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 | 通讯社还能拍电影？******
编者按：
走过7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新闻社，在海外新闻文化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其中有一章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的电影电视制作。
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新闻社通过南海影业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大量自己生产的影视作品，深受欢迎。有许多影片在香港票房长期占据第一位。
本文作者方树勋是中国新闻社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生前为我们留下这篇介绍中新社电影电视业务发展状况的文章，虽简略，但珍贵。
1956年，香港华文电影公司的主持人、导演赵一山，希望到内地拍风光纪录片，在当时中侨委的支持下，他们到广东潮汕及海南岛等地，拍名为《月是故乡明》的风光纪录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潮汕和海南岛的风光名胜、人民生活的新貌。片中穿插潮剧《陈三五娘》的片段和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的歌舞。接着还拍了舞台纪录片《火烧临江楼》。
嗣后，赵一山希望中侨委能继续支持他们的电影事业，提出由于他们人力有限，希中侨委能组织力量拍片，影片由华文电影公司发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他们。经中侨委领导研究后，此事最后主要由中新社负责筹划。
“十八条好汉”白手起家
中新社不是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对中新社来说是新生事物。在电影工作人和器材等方面，是一穷二白。首先是解决干部和器材问题。
1958年，社领导从图片部调出吴岳搞摄影。因为吴岳在泰国时就从事摄影工作，擅长拍摄人像并获得好评。在这基础上，电影摄影较易掌握。另外从社办公室调出谷雷鸣。谷在话剧表演上有一定的基础和才能。还从专稿部文艺组把我调出，主要负责编写剧本。或许是由于我在香港曾参加过电影工作，还同《大公报》《文汇报》一些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一起从事过影评工作，和电影界人士有交往，对片场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的缘故吧！
这几个人调集后，在吴江和谢石基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开始做准备工作。吴岳到潮汕拍《诗歌的海洋》，谷雷鸣跟赵一山一起，向他学习导演工作。我到福建采访，准备写反映侨乡新晋江(后改为福建风光)的剧本。
此后陆续调来一些同志，组成电影队。到1962年止，电影队一共18人。因为拍出了不少影片，当时这支队伍被戏称为“十八条好汉”，可能是有点褒义吧！
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
电影队人数少，都未正式从事过电影拍摄工作，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能完成几十部电影的拍摄，的确是奋力拼搏的艰苦历程。
大家对电影这门新鲜的工作有兴趣，有敢于大胆探索追求的勇气。全心全意想把这工作搞好。长年在外，不怕艰苦，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在所有的影片上基本没有署上真名。
大家在工作上没有经验，都是一张白纸，但白纸上可以画出各具特色的画面。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虚心刻苦地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实践上逐步总结出经验，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
风光纪录片+戏曲艺术片
从1958年到1964年，中新社电影队(后改为电影组)共拍摄了二十多部风光纪录片，八部舞台戏曲艺术片。
这个时期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主要包括：《诗歌的海洋》《故乡行》(福建风光)《美丽的三江》《北京漫游》《万里长城万里长》《芦沟桥畔》《泰山南北》《齐鲁英豪》《西双版纳》《末代皇帝溥仪》《苏州姐妹》《广西风光》《四邑风光》等。
1959年到1963年拍的戏曲艺术片有八部：《西厢记》《丝线姻缘》《胭脂记》《并蒂莲》《云中落绣鞋》《孟丽君》《珍珠塔》《姐妹易嫁》。
上述风光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介绍祖国各地风貌和地方传统戏剧艺术，使关心新中国的观众，增强了向往祖国的信心。
发展壮大写下新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经历“文革”尘封多年的中新社早期电影重见天日。
1978年，在京一些部门，纷纷向中新社借出戏曲片《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和一些风光片到单位放映。后来所有的影片都交电影发行公司保存。《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等影片，也经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放映。
1978年，中新社建制恢复以后，又成立了电影部，还组建了以吴江为董事长的“南海影业公司”。在电影部和“南海影业公司”的努力下，中断了十多年的中新社电影重新起步。不但拍风光片，还拍摄了由凌子导演的《原野》；凌子风导演的《春桃》；韩兰芳导演的《精变》等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
▲1981年，中新社电影部(南海影业公司)导演凌子根据曹禺先生名著《原野》改编的电影投入拍摄。图为曹禺先生与影片男主角杨在葆、女主角刘晓庆。中新社发 金兆龙 摄此外，还开创了和外国及台湾影业人士、港商合作拍片的业务。合作的影片有《龙的精神》《北京故事》《八千里路云和月》《南拳王》等十多部。在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放映，很受欢迎，颇有影响。
▲图为1987年，凌峰(左一)与中新社伙伴王楠(右二)一起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1985年，中新社电影部扩大为电影声像部，业务大为发展，拍出几十部影视片。
中新社采取与外国及港、台人士合作拍片的方式，同时拍出了多部影视片，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增强对中国的认同和向往。
社会的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相信中新社的影视会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方树勋(曾任中新社新闻部副主任、报刊室主任)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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