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清泉:做好中医药世界化顶层设计******
中新网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杜燕)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三年来的实践展示了中医药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三年来,中医药建立起一道非常完善的屏障。中医药做大做强,要自信自立自强自觉,更要建立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同时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建立中医药屏障守护人民健康
2020年赴武汉并担任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院长、2022年奔赴上海指导抗疫工作并协助建立中医药抗疫屏障……三年来,作为深入一线指导抗疫的中医医疗救治专家,刘清泉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份。
“中医认为新冠病毒属湿毒之邪,虽然病毒毒株在不断变化,但归根结底的湿毒特征没有改变。”他表示,从疫情开始至今,中医药参加了各种类型的疾病救治和疫情防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三年来,中医抗疫梳理出了“三药三方”的方案。他称,中医救治手段是一套“组合拳”,不是单一的某一个方、某一个药,这套“组合拳”和西医的急救技术相互叠加发力,形成了阻击新冠病毒感染危重症的中国特色方案,尤其是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救治新冠重症、危重症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经验”。
千百年来,中医药在维护民众健康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清泉表示,三年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医药屏障的建立,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对于守护人民的健康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立中医药标准推动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类科学。”刘清泉表示,中医在新冠救治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它的科学内涵。三年来,可查的、符合现代循证医学标准的中医临床研究有30多项,纳入的患者约3万人,研究证明了中医对于轻型、中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有效性,“数据已经为中医医疗在传染病防治中取得的效果发声。”
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并具有中国文化和哲学强大的基础,形成了与西方医学不同的东方风格。
《伤寒论》里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诊断标准,同时也形成了“凡正气胜邪,汗出脉静身凉而病愈”标准,实际上这就是中医药针对疾病的一种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指南”“共识”。进入现代社会,中医药标准化应以循证医学的依据作为基础,注重中医特色和优势,探索之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后。
“目前,中医药已制定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医院标准等,均为中医药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清泉认为,中医诊疗强调个体化,但更多是应该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因此需要有一个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推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加强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建设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是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刘清泉认为,要加强医疗知识的普及,一方面需要尽快让所有医生掌握成熟的新冠治疗的中西医方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民众对新冠防治知识的普及,从而实现安全、有序、科学的救治。
他谈到,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医从来没有离开过传染病的救治。目前,能够真正用中医指导新冠以及常见病治疗的基层医生人数较少。因此,加强基层医疗人员中医中药能力的培训至关重要,“只有把这一道屏障建立好,才能更好地助力于中医中药的发展,才能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
他表示,从2014年起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云南、贵州等地送中医药技术,主要是帮助一些基层培训村医,注重培训他们的专科能力的提升,比如有的村医专攻儿科,有的专攻妇科,有的专攻消化,这样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小的系统,自动形成分诊体系,尽可能覆盖民众各类就医需求。他表示,还将依托北京中医医院,继续摸索,按照强基层、建机制的思路推进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培养。
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走出去”步入快车道、迈出新步伐。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9月公布的数据,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开展了30个较高质量的中医药海外中心、75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31个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中医药内容纳入16个自由贸易协定。
刘清泉认为,传统医药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应用的生命认知及医药技能所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医药凝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医学智慧和精华,科学合理地利用中成药物,配合日常护理,可以让诸多身体不适的症状得到缓解,达到健康的目标。
中国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人类健康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其他国家是否将中医药作用治疗方法来使用,关键是其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于中医的医学地位的认可。”他希望,未来中医药能更广泛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科普大讲堂、社区医院基层医生日常的诊疗等途径,把健康知识、健康理念传达给人们。
他表示,中医药要自信自立自强,更要自觉地应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走出去”必须要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完)
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死结”难解(深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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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日趋复杂。在利益集团游说下,大麻在美合法化程度逐渐加深,滥用药物现象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吸食大麻成瘾。美国媒体认为,毒品和药物滥用已经深入美国社会肌理,是社会深层问题的反映。
毒品和药物滥用已经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美国药物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局的一份调查显示,2020年有5930万12岁以上的美国人滥用毒品,其中4960万人吸食大麻。2021年,超过10.7万美国人死于吸毒过量。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表面信誓旦旦要控制毒品和药物滥用,但在各路利益集团游说下,实际上对毒品和药物滥用极度纵容,甚至立法让大麻等合法化。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盘根错节的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折射出美国政府管控不力、禁毒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
“芬太尼几乎渗透到非法毒品买卖每一个渠道”
美国司法部不久前发表声明说,2022年5月至9月,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在全美各地缉获3600万剂致命剂量的芬太尼。2021年,超过10.7万美国人死于吸毒过量,其中66%的死亡归因于滥用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芬太尼几乎渗透到非法毒品买卖每一个渠道,且毒性强”,受此影响,美国因吸毒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
扎克·多伊尔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玛丽哈文戒毒中心戒毒,他滥用阿片类药物已经20年了,近些年开始接触芬太尼,并两次吸食过量。他说:“我有20多个朋友已经死于芬太尼。”
哥伦布市一些社区充斥着阿片类药物。当地执法官员表示,哥伦布市中心以西有一个被称为“波顿”的社区,那里充斥着毒贩和“陷阱屋”,吸毒者可以随意购买和吸食毒品。在许多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形容枯槁的吸毒者迟缓地走过用木板封住的店面和破旧的房屋。
47岁的谢莉·格拉斯纳普在“波顿”长大,30岁时开始服用镇痛药。最近几年芬太尼侵入了她居住的街区。格拉斯纳普不时购买各类掺入芬太尼的新型毒品,“我知道这些药丸可能被芬太尼污染了,但我还得服用,我需要更强效的药丸。”格拉斯纳普说,她的姐姐已经在2018年死于吸食毒品过量。
27岁的谢拉·格兰博坦言,自己18岁时开始服用止痛药和镇静剂,后来吸食海洛因。以前她在电视上看到芬太尼如何致死的报道并试图远离这种毒品,直到2018年,芬太尼成为她所在地区能够找到的唯一毒品,“芬太尼的毒瘾发展得比海洛因更快,我每天都需要吸食大约80美元的芬太尼,之前每天购买海洛因的费用是20美元”。为了购买毒品,格兰博有时会铤而走险去偷窃,后来被送入当地戒毒中心治疗。
俄亥俄州的毒品情报官员肖恩·贝恩说:“芬太尼改变了一切,它已经充斥了市场。”
“美政府对大麻产业的监管不力令人感到震惊”
大麻具有成瘾性,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被管制的麻醉药品。上世纪70年代,美国颁布《管控药物法》,大麻被列为联邦一级管控物质。但随着医用及非医用大麻在美国多州陆续放开,推进大麻合法化悄然兴起,越来越多青少年成为受害者。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22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年轻人对大麻和致幻剂的使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该研究院收集了2021年4月至10月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此前的一年内吸食过大麻的年轻人比例达43%,11%的年轻人每天吸食大麻,较以往呈明显上升。滥用致幻剂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8%的美国年轻人在调查日期的过去一年内使用过致幻剂,而2011年这一数据仅为3%。
美国民众越发担心,一些年轻人正日益养成吸食大麻这一危害性极强的恶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近四成美国高中生长期使用大麻。有研究显示,美国使用大麻的年轻人比同龄人更可能从高中或大学辍学。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不久前报道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大麻合法化地区,大麻使用量激增,“当大麻出现在商店货架上时,年轻人使用大麻出现爆炸式增长”。该报强调:“如今美国的大麻销售额已达300亿美元,美政府对大麻产业的监管不力令人感到震惊。”
在美国,当局禁止酒精与烟草公司向年轻人出售其产品,而大麻商家却使用卡通封面包装大麻进行售卖,以吸引年轻人。研究发现,在大麻合法化的州,青少年使用比大麻更强效毒品的频率更高了。
美国一名业内人士透露,美国大麻行业不断壮大,近年来游说联邦政府的力度也在加大。美国网站“公开的秘密”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美国一些大麻及制品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等花在政治游说上的钱累计达1540多万美元,近3年年均花费是2016年的10倍。业内人士预计,美国大麻市场在2030年将达到650亿美元。
“折射出美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副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表示,当前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是最具破坏性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除造成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外,还将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失业、逃学、家庭破裂等。新冠疫情掩盖了这一危机,也放大了这一危机。这场危机似乎没有得到遏制,急需紧急、统一、全面的应对措施。“这场危机是美政府多系统(对毒品和药物滥用)监管失败的反映。”高京柱说。
曾任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的迈克尔·博蒂切利表示,越来越多致命毒品进入市场,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越来越严重,毒品吸食过量的情况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令人心碎。“在担任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期间,我目睹了既不基于科学也不基于证据的毒品和药物滥用管制政策的后果”,目前美国针对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的管制工作“做得很少”。
美国智库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不久前刊文指出,近年来,死于毒品和药物滥用的美国人急剧增加,每年超过10万人。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必须集中精力限制芬太尼等非法阿片类药物的数量,以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不幸的是,在美政府发布的国家毒品管制战略中,几乎看不到政府在抗击这场最大公共卫生挑战之一时本应展现的重要作用。放任毒品和药物滥用愈演愈烈,“折射出美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专家指出,利益集团是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死结”难解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与高昂的利润以及政治献金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高京柱表示,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对政客的捐赠持续影响着政府决策。离开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等政府监管机构的官员经常加入制药企业,政商勾结的“旋转门”问题导致毒品问题的解决陷入死循环。
(本报华盛顿1月5日电 李志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