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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走不走亲戚喝不喝酒？ 重塑春节文化的年轻人******

　　走不走亲戚喝不喝酒？

　　重塑春节文化的年轻人

　　“谁喝得多谁机会就多，这完全没道理。”19岁的李园洁与父亲因喝酒发生分歧后，将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得到众多网友支持。

　　每年过年前，24岁的张一嘉都要为“走亲戚”感到压力巨大。“妥协吧，我难受；不妥协吧，每年都吵架。”

　　“这是第一次不在自己家里过年，想到爸妈在家里冷冷清清，心里非常不好受。”春节刚过，李悦颖打算跟丈夫沟通，争取明年各自回家过年。

　　酒桌文化会被90后、00后转变画风吗？遭遇亲戚“经典三连问”怎么办？独生子女夫妻回谁家过年？在人们为久违的团聚欢欣雀跃时，新思维、新观念与传统习俗文化的碰撞，也在假期浮出水面。

　　不喜欢酒桌文化，希望喝酒点到为止

　　“如果有聚会，我只是喝一些低度数的鸡尾酒。”平日里，张铭可以说是滴酒不沾。

　　今年春节，张铭和家人聚餐时喝了半瓶白酒，“长辈和同辈的兄弟们都在喝，不好意思拒绝。”按照老家规矩，他需要先给长辈们挨个敬酒，再和几位堂兄弟喝，一圈下来就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这顿饭局从中午12点持续到下午2点多。“社恐”的他时不时回答着亲戚朋友的询问：“在北京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谈对象”“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结束后，张铭足足睡了3个小时。

　　张铭不太喜欢春节酒桌“礼仪”，但是又想着“一年见面次数不多”“饭局里都是自己人，就算喝多了也不会怎么样”，还是选择遵循。“我和朋友喝酒就没有这么多礼数和规矩，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张铭说。

　　一次与亲戚聚会时，李园洁的父亲说：“长大了要懂一些人情世故，不喝酒就是不给别人面子，连朋友都交不到。”李园洁则认为：“我知道中国有流传已久的酒文化，但这并不等于酒桌文化这种‘糟粕’。”

　　春节期间，李园洁也会与朋友“小酌一杯”，但是大家都点到为止，绝不会强迫对方。她说：“我把自己的想法发在网上，有很多人支持，所以我更有勇气坚持自己。”

　　2018年，李翔到北京上大学，爷爷和他约定，等他留在北京工作，会带上奶奶一起来京旅游，还要一起喝一口地道的二锅头。

　　大年二十九，李翔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一下飞机，他就和父母一起，把准备好的年夜饭，附上一瓶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一并送到爷爷奶奶家门口。他们在给年夜饭外包装做消杀之后，没等老人开门便转身离开。

　　前不久，奶奶主动提出，今年全家不再一起吃年夜饭了。2022年7月，李翔的爷爷体检查出了癌症，他选择保守治疗，遵医嘱不再抽烟喝酒。在新冠病毒感染高峰中，两位老人严格在家自我隔离，并没有感染。但风险还在，春节并不是相聚的好时机。

　　自称“还算争气”的李翔，毕业后进入北京的一家国企。因为疫情，2022年，爷爷奶奶没能来北京旅游；如今回家了，他也没能和爷爷奶奶见面。

　　“我知道，就算我给爷爷带了二锅头，他也不会喝的。但带来这瓶酒，意味着我完成了与他的约定，意味着我们能够团聚。”和爷爷的约定，李翔始终记得。

　　经历了疫情煎熬，才明白亲情是多么重要

　　大年初二，汉宇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分享了一条名为《不走亲戚的90后春节vlog》的短视频，记录宅家过年的日常：打扫卫生、喝咖啡、吃甜甜圈、追剧、安装烤箱……

　　可是，没有走亲访友的热闹场面。“聚在一起就是互相比较谁家孩子工作好、收入高，我只能默默听着或者放空自己。年轻人还可能各自玩手机。”

　　近两年，“断亲”这个词逐渐被年轻人所熟悉。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小武曾对此下定义：“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同二代以内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

　　张一嘉也因为“走亲戚”和爸妈发生矛盾。张一嘉一直认为姥姥重男轻女：“小时候过年去姥姥家，姥姥都会挑刺，这个做得不好，那个说得不对，结论都是我没有表哥好。后来长大点了，我就找各种理由不去姥姥家。”

　　“但是，每次提到‘去不去姥姥家’，我妈都会当着我的面哭，骂我不孝顺，甚至好几天都不理我。”张一嘉说。

　　上大学那年冬天，张一嘉的姥爷去世了，但她有很重要的考试，没有赶回去参加葬礼。那年除夕，为了让妈妈开心，也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她在饭桌上主动提出去姥姥家。张一嘉的妈妈激动地在饭桌上流下了眼泪。

　　张一嘉说自己并不是完全不走亲戚，自己平时与堂哥堂姐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好。但是，她拒绝用血缘和亲情来“绑架”人。

　　大年三十，受到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最低气温降至-43℃。上午11点，23岁的王浩在寒风中寻找出租车。父母已经先行赶到老人家中，就剩他成了十几斤重年货的搬运工。

　　“家里的老人走了一趟‘鬼门关’，必须好好陪陪他们。”王浩96岁高龄的姥姥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在北京学习医学专业的王浩，听说姥姥“阳了”，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由于入院及时，家人照顾周到，老人逐渐恢复了健康。

　　等待了半个小时，王浩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尽管身上穿着加厚羽绒服，抗风牛仔裤外面还套着一件大棉裤，帽子、手套、围巾全副武装，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刘海和睫毛因结冰而变得花白。不过，“只要团聚，路上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父母的时间表里，一切都已经算好”

　　除夕，邓斯尹与一位叔伯产生剧烈争执。这位长辈说：“现在男生都喜欢独生女或者家里两个女儿的，你这种有弟弟的最不好，还不快点结婚，免得男朋友跑了。”

　　邓斯尹急忙反驳，但最终她没有说服任何人，反而被批评不尊重长辈。

　　王晶晶是独生女，今年26岁，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春节期间，父母为她安排了线下相亲。相亲过程中，两个人面面相觑，被王晶晶形容为“脚趾抠地般的尴尬”。

　　长假期间，王晶晶在家庭群里转载了一则视频，内容是一位专家告诫父母应该多多理解子女，时代不同了，女性不结婚也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王晶晶的妈妈回复：“这些专家简直误人子弟。”

　　在王晶晶眼里，老一辈结婚是因为要互相扶持帮衬家里，如果自己将来决定结婚，那一定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要快乐。

　　李悦颖新婚不到半年，丈夫是自己的县城老乡。春节前半个月，李悦颖提前请假回家，老公则留在西安上班。小年夜，李悦颖收到了公婆发来的消息，希望她能过去住。那天，李悦颖在公婆家吃完晚饭，还是回到自己家中。她认为，无论结婚与否，自己家永远是自己家，老公的家是老公的家。

　　除夕，当地有“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待在父母家”的习俗，她不得不在公婆家吃团圆饭。“来来往往的亲戚都不认识，还被一个劲地催着生娃，感觉很不受尊重。”

　　家在东北的杨天，今年选择和丈夫各自回家过年。这个决定并不符合当地传统习俗。但是，杨天与丈夫常年在外工作，只有春节假期才能见到家人，比起遵循旧习，她更想好好陪陪父母。

　　起初，丈夫也觉得结婚第一年没把媳妇领回家“有点没面子”，但杨天反问：“为什么是我跟你去你家过年，不是你跟我去我家过年？”丈夫便不再多言。面对亲友的疑问，杨天统一回应：“我们走在时尚前端。”

　　“你看你姥姥生病了，我和你舅舅还可以去照顾。所以你不能不要孩子，以后生病了就没人管你……”春节期间，读大三的范子菁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话。按照父母的理想规划：先考上研究生，读研时就要谈恋爱，争取毕业后把工作和对象都稳定下来，到时候父母即将退休，还有时间帮忙照顾孩子。

　　“在我父母的时间表里，一切都已经算好。”范子菁的妈妈经常在手机里刷相亲群的消息。“一看到我同学有对象了，她准在第一时间告诉我。”

　　前几年的春节餐桌上，梁晓叶是最风光的人，因为她是全苗寨第一个女大学生。“扶贫先扶智”，这些年村里人重视子女教育。2017年，她顺利考入省城长沙的大学。

　　“当年有多风光，现在就有多‘落魄’。”毕业后，梁晓叶成为长沙一家公立幼儿园的教师。然而，亲戚们的话题从学业转向了婚恋：“同龄姐妹孩子都上幼儿园了，稍差一点的婚礼档期也排到后年了，你怎么还是找不到男朋友？”

　　“没结婚，人生就不圆满！”梁晓叶有一个30多岁还没结婚的堂姐，被全家人当成反面教材。她却不这么想：“堂姐是大学老师，有房有车，很圆满啊！”

　　梁晓叶并非“独身主义”，她想等到30岁再结婚。她发现，稍年长的、拥有一定资源积累的家长，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我现在自己都养不活”。

　　“这个报道千万不能让老家亲戚看到，不然他们会说我带‘坏’其他人！”梁晓叶最担心的，还是亲戚们对她这个未婚青年的审视。

　　(应受访者要求，李园洁、张一嘉、王晶晶、李悦颖、张铭系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裴思童 王军利 谭思静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